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
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与艺术同行,愿做一个摆渡人****** 郦韩英,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 口述/郦韩英 整理/萧丁 新近,浙江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大主题展《雪泥鸿爪·名家精品展》与《叠翠流金·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同时亮相。展品悉数来自鸿一美术馆创始人郦韩英女士的私人收藏,包括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吕斯百、朱沅芷、唐蕴玉、胡善馀、李青萍、沙耆、任微音、闵希文、朱膺、朱德群、苏天赐、陈钧德等诸多名家名作。展品精良,揭示了民国以来中国百年油画史上一个个闪耀片段,作品自身的光芒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令人感受油画民族化探索和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郦韩英馆长,1971年生于浙江诸暨,系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她口述了自己与艺术结缘二十载心路历程,其收藏、研究、办展等方面体会给人颇多启迪。 ——编者 2023年1月上旬,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这是继创办上海鸿一美术馆之后,我又创办的一家展览空间更大、艺术包容更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许多往事浮现脑海,涌在心头。我与“艺术”结缘二十载,从收藏入道,继而办馆,还钻研艺术史、美术史等,对艺术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和感情。是艺术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何为人生意义,何为艺术精神。 从儿时的梦想出发,在艺术旅途不断探幽 我生在诸暨农村,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依靠父母勤俭持家,小时候我们能过上温饱。我打小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劳作,放学后去放鹅、放牛、割草等。晴朗的日子里,当鹅和牛在山野里悠然吃草,我就拿着硬树枝在泥地上尽兴涂鸦,画树啊、鸟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等,但我上课常作白日梦,有时听着听着就云游远方了。记得那时所有课本的边边角角都被我随手画了有趣的图案,“嫦娥奔月”故事是我画得最多的。老师曾经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答道:“想做画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我学做裁缝。在当时的我看来,裁缝也是艺术家啊,靠着心灵手巧,将一块块布料裁剪出千变万化的服饰。几年后结婚,便与丈夫一起投身创业。 记得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工程”,承包基建。干这一行,得益于二哥的引导,通过他,我们闯入了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丈夫老周做事踏实、很有韧劲,也挺顾家。我们俩齐心协力,胼手胝足,从建筑承包到地产开发,一路学一路闯,干得“没日没夜”,“风雨兼程”。有了经济基础,在城市添置房产后,我们自然而然买些字画装饰环境。我和丈夫都热爱艺术,见到喜欢的书画、雕塑、玉饰就买买买,很快,家里的艺术品堆成小山了。 2000年前后,我们结识了不少学院派出身的国画家、书法家等,也零零散散买了些作品“试水”艺术投资。至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成了“艺术赞助人”。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有位画家准备举办个人画展,但场地租赁、画册出版、海报请柬印制、酒会安排等等需要200万元。那时的200万元可以买两三套商品房了。经朋友牵线,我跟丈夫首次以“艺术赞助人”角色提供所有资金,帮助画家解燃眉之急,也因此拿到了画家的一批精品力作。我们将拿到的作品分送各路亲友,自己则尝到了艺术资助和艺术收藏带来的双重快乐。后来,在上海浦东购置了一幢近三千平方米的别墅后,我根据欧式建筑的风格配套要求,开始搜寻更适合别墅悬挂的油画作品。一天,我利用在新加坡陪儿子读书的间隙,逛了当地原创画廊,被一幅风景油画牢牢吸引了。那是我第一次“邂逅”陈钧德老师的作品。驻足凝神欣赏,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陈老师的绘画有一种内在力量能一下子抓住你,打动你,作品色彩鲜艳却又高贵,令我爱不释手。我从这家画廊先后买了七幅陈钧德的作品,将它们从新加坡运回了上海浦东新家。后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了艺术家本人。从那时起,我经常去陈老师家坐坐,喝茶闲聊。陈老师是有深厚造诣又非常纯粹的老派艺术家,一提绘画艺术便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讲到精彩的关键点上。他让我懂得,收藏的根基永远在于艺术价值。作品有了艺术价值,作品价格才会坚挺。他在画室里翻寻画作或其他什么,走起路来“笃笃笃”像小跑,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我成了陈钧德绘画艺术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令我特别满足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无比放松的交流,他非常耐心、直率地谈论创作所感。他的不少代表作,包括《梦境》《双人体》《色草柠檬图》等等都被我珍藏了。我也特别注意收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收藏系统性。 可以说,从任性“买画”到理性“藏画”,转折点是从跟陈钧德交往开始的。随着收藏数量、质量的提高,我对陈钧德老师的艺术兴趣既走向宽度也走向厚度,所花精力也最多,从文献梳理到风格研究,再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个展或群展等等。我觉得有关陈钧德创作研究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有待专家学者不断挖掘和研究,我做得还不够。 世上的油画风格有许多种。我对其中的“意象绘画”情有独钟。我以陈老师为一个坐标点,在时间轴上往前推移,查找还有哪些属于自己心仪的艺术家。顺着这一脉络,我重点研读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三位拓荒人物: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特殊年代,陈钧德曾经得到他们的宝贵私授。斗转星移,我竟也能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三位大师的佳作,真是靠了艺术缘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海粟先生的一幅作品《巴厘岛风景》。 2017年西泠拍卖行举行“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为了不错漏机会,我在现场守候到半夜2点多钟,现在想想我也够执着的。刘海粟先生的《巴厘岛风景》是和一本日记一起举拍的,日记是日本记者于1940年所写,当年他在上海与好友萧先生互相赠礼,日本记者拜访萧先生时送了一方印章,而萧先生给了他一幅好友刘海粟先生的作品。日本记者精心保存这幅画,80年过去了,他本人早已去世,其后人也一直收藏得好好的,连同日记一起。该日记“还原”了当年的一段友谊。作品本身非常精彩,其背后故事折射的文献意义,都让我激动不已。这件作品拍回来后,刘海粟的小女儿专程来我馆里看这幅画,又给我讲了她父亲的另一则故事:其实,这幅作品是在巴厘岛避难时画的,当时刘海粟先生在国内办学倡导人体课,被军阀视作流氓罪要抓起来,刘海粟先生为避难去巴厘岛,即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当时战乱,靠这个日本记者帮忙才得以成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因为这段与日本人有过往来的经历,刘海粟受运动冲击时便多了一条“罪状”。通过作品内外的故事,我感触很多。我觉得收藏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保值增值,还有助于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近七八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在研究中做收藏,又在收藏中做研究。这样的修行方式令我非常充实。在我收藏的早期现代艺术中,关良先生的那幅意写性绘画《桃子与花》深得吾心。陈钧德老师说过,关良先生的绘画观念非常“自由”。从这幅藏品里我是深有感触。关先生的自由,是中国式的立体派。《桃子与花》的画面结体以一种变形超然存在,无论花、果、物的圆,纹理、盘的方以及与纹饰的叶形呼应,都营造了卓越的形式美感。 我时常将吴冠中、苏天赐、陈钧德等作品作比较性观赏,深感他们的语言风格都非常鲜明,技巧也都高超,但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表达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趣味及精神。还有我收藏的朱德群的《NO.282》。画面一挥而就的笔触,融合了传统气韵、宇宙心灵、大象无形、张力十足的超现实意境。我也喜欢将倪贻德、周碧初、吕斯百等进行比较,他们都具有江南文化的背景,都倡导现代主义美学,在个性化语言中均有卓越建树,但他们绘画里都充满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仍然理想坚定的精神品格,也使海派文艺血脉得以继承和延续。还有两位画家的藏品令我常常凝思。一个叫朱沅芷,一个叫沙耆。朱沅芷1921年移民美国,是个英年早逝却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我收藏的《纽约之夜》(50×61厘米),是他成熟时期偏传统手法的油画,笔调轻松、诙谐,光影生动而洗练,营造的意境栩栩如生。他不满四十岁得了精神疾患,郁郁寡欢,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不一样的味道”。沙耆呢,1937年留学比利时,在素描、油画、雕塑等多方面表现出异禀,三十多岁天妒英才,使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收藏的是沙先生早期留学的精品,写意性勾勒所显示的天赋叫人过目难忘。从早期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们的藏品里,我感受到大时代洪流留下的烙印是那么清晰,他们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用饱蘸情感的画笔去描绘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了那个年代艺术工作者民族审美、形体感知、色彩语言的特色,耐人咀嚼。 我列举的这些艺术家及其藏品,大多来自公开拍卖,也有一部分来自家属。每次发现拍卖会上有我期待的艺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顺着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艺术变化,研究所拍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作多方面的鉴定。无数次的观摩、研究、鉴定、交流,使得我在艺术收藏的道路上领略到无数“奇异的风景”。 艺术是奇妙的,当然是指艺术杰作。我的收藏基本沿着三大主题,其一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涉及中国油画界第一代、第二代诸多艺术前辈,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法籍日裔绘画大师藤田嗣治,以及当年受林风眠邀请来北平和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法国著名画家安德烈·克罗多等;其二以当代海派油画领军人陈钧德老师的专题为主,包括比陈老师年纪稍长或差不多同辈的新中国美术运动旗帜人物靳尚谊、罗尔纯、闻立鹏等等;其三是更年轻一些的当代优秀意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外省市的戴士和、闫平、王克举、张冬峰、任传文、段正渠、黄菁、管朴学、李江峰、王琨以及上海本地的周长江、俞晓夫、姜建忠、黄阿忠、刘曼文等等。我的朋友圈,我的事业,如今都围绕着艺术转,这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 与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 当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下,天时地利的时候总有发芽、会长大。 美术馆于我就是这样的。2014年,我与丈夫商量,他继续在房地产领域深耕细作,而我准备“歇一歇”,先玩玩艺术品等。丈夫以为我只是“暂时的休整”,当然表示理解和支持,却不料我一干就干到今天,“毫无收敛的迹象”。艺术于我就是这样吸引力十足。 我利用原先上海公司总部的办公地,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改造成符合专业美术馆要求的上海鸿一美术馆。新设计改造后的美术馆一经亮相,圈内外可谓“眼睛一亮”。 鸿一美术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的上海,规模不算大,但允许我“王婆卖瓜”自夸一句:影响力却不小。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小而精,立足的根本是展览质量。鸿一美术馆开馆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即先后举办了《陈钧德油画作品展》《“写影意趣”——中国名家油画作品邀请展》《青年艺术家作品展》《“东韵·西语”黄阿忠绘画作品展》《“浮生·心界”任传文纸本水彩作品展》《“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等等,其中,《陈钧德油画作品展》的全部参展作品来自我的私藏,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当时陈钧德与妻子罗老师特地赶到我们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美术馆来观展。许多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大佬也抱以“惊奇”接踵而至。之后,上海滩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以及外地优秀艺术家,还有国外名家都相继来办展。我们还推出《“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主办首届“国际水彩训练营”,安排在国际水彩画领域声誉卓著的外国水彩大师西蒙尼、约瑟夫、佐拉兹等担任导师,亲临鸿一美术馆向青年学员传授技艺,并与学员们一起在外滩写生,言传身教。那时,我忙得不亦说乎,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满脑子想着美术馆事儿。为了替观众找到艺术“新面孔”,我每年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吉林、湖南、广西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鸿一美术馆推出一个或若干个“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而是指外省市那些暂时不为上海藏家或观众熟悉、但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大展的优秀画家。 当然,“发掘”艺术家办展的过程伴随着甜酸苦辣。譬如,油画家任传文,是意象油画当代性探索代表性人物。他的绘画十分注重精神感受,他用油画、水彩所描绘的风景都不是直接从眼中所见的现实“截取”,而是带有类似文学的追忆、回望,意境似实还虚、似真亦幻,令我非常喜欢。他在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知音还不多,我却觉得非常好,就满腔热情在鸿一美术馆为他策划个展。迄今我已经两次为任传文老师策划举办了油画和水彩展。 众所周知,办美术馆,是造福于民众的文化事业,也是很烧钱的公益事业,故有人将美术馆比喻为“吞金兽”。是啊,但凡美术馆想长久健康地生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从我看来,创办美术馆的初心是单纯的,即“热爱”二字。全世界美术馆的生存模式几乎都靠“贴钱”养着,有的靠政府补贴,有的靠基金运作。创办鸿一美术馆,我对“烧钱”也有心理准备的。一方面,我自己会定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美术馆,也会将一部分私人藏品捐献给美术馆;另一方面,我会发挥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等经验,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美术馆建设,让这个公共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 在上海创办鸿一美术馆数年后,我感到应该为生我养我的家乡诸暨也创办一家。那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计划”更大了,最初拿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要盖一座规模逾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包括一座艺术酒店+一座现代美术馆。 两年前主体建筑完成,这两年在做装修。诸暨鸿一美术馆与上海鸿一美术馆不同。它的设计团队具有国际背景,更具国际范儿。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里,包括两大展示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开幕走秀场所、咖啡吧、资料室等等,还有一定规模数的星级酒店客房。目前还计划再建一个窑厂,专门用于烧制艺术家的陶艺作品及其衍生品。根据它的条件,我们将集艺术展览、少儿美术培训、主题写生活动、绘画高研班等于一身,立体化地提供公共美术展示、教育等服务职能。具体到展览上,初步计划有油画、水彩、当代水墨、雕塑、装置,以及全国乃至全球邀请展或双年展。适当时候,还举行小型拍卖,让人们将艺术带回家。 回顾多年以来,我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都情不自禁流连在博物馆、美术馆。当年作为“观光客”“艺术朝圣者”,更多只是观摩。如今,自己转型成为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落脚点也不一样了。我想,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城市里,街头丰富的雕塑,以及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滋养着那里的民众。我多么希望,家乡诸暨也有越来越多艺术机构,让家乡人民、尤其家乡下一代能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所幸的是,梦想一步步照进了现实。怀着公共意识、文化意识,我将对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国际资源、外省资源、上海资源等作有效整合,为家乡诸暨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文化项目。 总之,我跟“艺术”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人生是一场独自修行。人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次次地摆渡,家庭、老师、友伴、同事等生命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不断成为渡船,使得我们能跟随时代不断向前。其间,我能找到“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将美术馆建设成一个渡船,帮助更多人与艺术同行。这,便是我的理想。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